【工作探討】村委成員集體騙取拆遷款填補村賬虧空定性辨析

時間:2018-04-25 09:55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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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】

某地因規劃調整,政府依法征用甲村土地,甲村兩委成員在上報該村公用地面積時,采用改造原始記錄等方式,虛報了五十畝公用地,村集體因此多獲得兩百萬元征地補償。后經查明,甲村兩委成員多年來利用職務便利,以使用虛假票據等手段騙取村集體資金累計一百余萬,用于成員內部私下揮霍。甲村兩委成員為填補虧空,方便再次揮霍,便利用此次征地補償的機會虛報了公用土地,使村集體多獲得了兩百萬補償。

【處理建議】

筆者認為,甲村兩委成員有兩個行為當分別評價:

對于村兩委成員利用職務便利,使用虛假票據等手段騙取村集體資金,用于個人揮霍的行為,應當認定構成職務侵占;

對于村兩委成員,在拆遷工作中,虛報公用地,使村集體多獲得補償款的行為,應當認定構成貪污罪(共同犯罪)。

【評析意見】

對于兩委成員揮霍村集體資金認定構成職務侵占罪,爭議不大,但對于村兩委成員在拆遷工作中,虛報公用地騙取補償款到村集體的行為,能否構成貪污罪有不同意見。

有罪說認為,從法益保護的角度來說,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,對比甲村兩委成員的行為與個人虛報土地騙取補償款的行為,在對法律所要保護法益--國家財產的侵害上,可以說二者并無二致,如果個人騙取補償款構成犯罪,甲村兩委成員的行為也應認定構成犯罪。此外,與一般主體騙取補償款構成詐騙罪不同,村兩委成員在拆遷工作中,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,其在此過程中利用職務便利騙取補償款行為應當認定構成貪污罪。

無罪說認為,甲村兩委成員虛報公用地的行為,是村領導集體行為、也是直接為單位謀取利益,而且騙取所得也歸屬單位所有,理應屬于單位行為,而由于我國刑法并沒有規定單位貪污罪,因此甲村兩委成員的行為不構成犯罪。此外,如果認定村兩委成員構成共同貪污,則無法妥當解釋甲村兩委成員補償款“非法占有”的問題,因為“非法占有”是構成貪污罪的基本要素。

筆者認為,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是不同的入罪條件,一者的成立與否并不當然的決定另一者是否成立,因為未達到單位犯罪條件(未規定有該單位犯罪或未達到該單位犯罪規定的條件)而否認構成自然人犯罪的觀點并不穩妥。至于是否構成“非法占有”,應當從兩委成員對補償款的流向是否具備實質的支配權上來認識,不能局限于兩委成員是否最后占有補償款。筆者認為,在兩百萬被兩委成員特意的“騙取”到村集體占有的過程中,村兩委成員已經實質上對財物進行了完全支配,這種排他的支配就是“非法占有”的“排除意思”與“利用意思”的實現,其行為完全符合理論界對“非法占有”需要具備“排除意思”“利用意思”的觀點。至于村集體最后對補償款的占有,只是村兩委成員“排除意思”“利用意思”的結果,并不影響村兩委成員對補償款具備“排除意思”“利用意思”本身。

筆者認為,“非法占有”的實質是“按行為人計劃而實現的非法占有”而不是“行為人自己非法占有”,將“行為人自己非法占有”當作“非法占有”的實質要素是不恰當的。舉例來說,某官員經常讓行賄人將給自己的受賄款直接轉給其情人,以供情人揮霍。在賄款轉移過程中,官員既沒有事實占有過賄款,也沒有在事后處分過賄款,而只是在開始時影響了賄款的流向。此時如果因為官員沒有“自己非法占有”賄款,從而否定其具有“非法占有”賄款的結論,恐怕令人難以接受。如果這個官員后來又利用職務便利,以情人的名義從政府騙取了數額巨大的公款,單位也將相應的款項轉入了情人的名下,此時如果也堅持“非法占有”的核心在于 “自己非法占有”,那么官員騙取公款的行為也就只能是無罪了,這個結論的匪夷所思是同樣的。

依據2014年頒布的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<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>第三十條的解釋》:“單位實施刑法規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,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未規定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的,對組織、策劃、實施該危害社會行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”。顯然對于“單位”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,不能因為其是所謂的“單位”行為就予以輕縱。只要行為人的行為符合自然人犯罪的構成條件,就理應追究其刑事責任。易言之,單位不是自然人侵害社會的免罪金牌,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構成了自然人犯罪的行為,就理應依法追究。

綜上,筆者認為,無罪說曲解了立法與司法解釋,并不符合刑法保護法益的本意、以及民眾對刑法的期待;甲村兩委成員利用職務便利,虛報公用地騙取補償款填補村賬虧空的行為,應當認定構成貪污犯罪。(蚌山區紀委監委 年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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